徐中玉:谈谈鲁迅、陈寅恪、茅盾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 时间:2019年07月03日

文/徐中玉

今天同时读到四篇文章,两篇谈及鲁迅,两篇谈及陈寅恪,因与近来所想有关,颇生感慨。鲁迅没见过,陈寅恪见过一次,1943年抗战时期在粤北坪石中山大学研究院,他从岭南大学应邀来做讲演,我是听众之一。近来想着在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究有几位堪尊“大师”,即使不过自己想想,也觉太少。生活在本世纪中,有志之士都在追求,充满忧患,种种曲折磨难,几乎无人得以例外。生活不安定,价值观念不断变化,飞来横祸多,“活下来便是胜利”,如何来判定学术成绩?还要提出苛求?确实,不是本世纪中国学人突然变笨了。“名家”有一些,“大师”实在太少,往往有点萌芽、长不起来,未成大气候,开端便是顶点。现才感觉缺大师,少精品,打算加速扶植,也是进步,却未知此事能否速成。“大师”要自然长成,有个过程,拔不成,吹不出的。

鲁迅和陈寅恪两位,实至名归,自当在大师之列。鲁迅重在小说创作和杂文,但同时有汉文学史、小说史研究实绩在。陈寅恪重在史学,也有对元、白诗和其他文学研究实绩在。“大师”级的人物,总不只“大”在一个方面、一个领域,而是从几个方面看去,确都是一个稀有的大人物。王国维不只有《人间词话》,梁启超不只有《饮冰室诗话》。他们无一不是既有“作”,又有“论”,影响大,且已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不消说,大师不是全知全能,可以跨越一切而不受任何局限,尊重他们的成绩,感谢他们的贡献,继续他们的事业,完成他们的未竟之志,都是后人应尽的责任。大师引导我们,当前和未来的道路终究还得我们自己去探索,自己行走。

上述今天我所读到的四篇文章,完全是偶然被我在今天一起读到,又碰巧我正在想着他们两位的问题。

早有朋友问我看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没有,说很值得看。我想读还未及读,今天却先从《文学报》看到了摘发书中一部分的一整版《生命的暖意》。主要摘了陈毅、陶铸、杜国庠三位对陈学术、人品上的敬佩与宽容。据说,这种友谊“燃亮了晚年陈寅恪的心香一角”。陈逝于1969年,“文革”中吃过的大苦未摘入。鲁迅(1881——1936)和陈寅恪(1890——1969)大致同时,各自的重大成绩也出在同时。鲁长陈9岁,早逝于陈33年。陈享年80,犹及受到十多年政治待遇和一些生活照顾,而后来则不但眼睛看不见,腿也断了,更残酷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受到精神上的被歧视与被整的痛苦。鲁迅逝时还不够今天退休的年龄,他得到了崇高评价。他已长眠地下,可他的灵魂是否安宁?生前他的亲近朋友胡风、冯雪峰都被整垮坎坷以死,他的名字与某些语言在他根本不能授权的情况下每被用作无论对什么人都可“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的依据、武器,好像他也在运动场上大声叫喊助威,“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这不过是利用鲁迅的崇高声望,来达到“运动家”们随意整人的目的,哪是对鲁迅的尊重。由于视野狭窄,观念陈旧,一段时期来似乎对鲁迅的研究已别无新的天地,当然远非如是,那么,为之澄清勉强要他提任这种角色的冤案,就不失为一个新课题。鲁迅逝世已60周年,可以连他的灵魂也不让安宁吗?

今天就看到对鲁迅研究的一些新例子。昨天《中华读书报》上摘自陈早春、万家骥两同志《冯雪峰评传》中的一些话,题为《冯雪峰是鲁迅与毛泽东心灵的沟通者》,另文为程光炜同志的《重读鲁迅日记》。陈、万书中有段话:“当冯雪峰说到自己曾代表‘左联’不断向鲁迅索稿,并‘命题作文’时,毛泽东不无惊讶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么?’”我相信毛泽东当时会有这种想法,并且很对。鲁迅也会这样想,但可能他是奉人民之命写过若干的。对的道理,有时并未照办,情况很复杂。思想先行,主题先行,同古人所说“意在笔先”并不是一回事。两个“先行”往往导致公式化、概念化,教条气,但这样的文字过去不少,往往还是符合“政治第一”的。鲁迅说文艺作品有宣传作用,但宣传品不是文艺。如何具体理清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完整见解,以及其间的复杂情况,很有益。对的道理如果同眼前需要或私利产生矛盾,便会被从权而置在一边。这就是为什么说的同做的常会不一致。在鲁迅民国初年的日记中,记下他多次频频光顾琉璃厂,欣赏各类刚从外地搜求到的古书、碑帖、古钱、字画等等,由于被他看中想买的东西要价很贵,他还写下一段这样的牢骚:“审自五月至年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文章作者提出类似这种意思的问题,应如何理解鲁迅。当时鲁迅正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与《学衡》、《甲寅》、《新月》及其他保守思想激烈辨驳,日记中记的则不少这些事。他绝未以为这很矛盾,确应多方面更丰富地来理解鲁迅,我很赞成这意见。其实后来的《拿来主义》,正可用来解释这些日记。“拿来”不是为了照办,而在“择取”。不先拿来,谈什么择取?鲁迅当年还很激烈地反对过读古书,当然不可以词害意,不过是对保守思想的反击,惟恐青年们上当受害。鲁迅日记文字极少,即使如此,可利用来帮助研究问题的材料还有不少。例如可以推想当时书铺里洋溢着的一种读书人的气氛。换个角度、换种思想,就能发现新东西。研究者的观念变了,视野广了,就能找到新意了。

葛兆光同志在同天该报《尘封在阁楼中的往事》一文中提供了研究陈寅恪的另一个新例。他在图书馆阁楼上尘封多年的旧材料中发现六十年前陈寅恪批改两个文科大学生毕业论文后的评语。一个学生获得87分,评语称赞其文“收集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 “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另一篇得78分,被评为:“大体妥当,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葛文从陈的短短批语中,悟出其中有着学术规范的含意,即写作这类论文,一是材料应力求其全,二是研究史要清楚,不可没人之功,自己创新何在,三是选题要有意义,是否有范型意味。葛还因此感慨,在一切都简化为实用的价值的关系的时候,文史可能要被取消“科学”或“知识”的头衔了。妙手偶得,却看到中有学术规范的意义,复对比今昔,察觉今日教育质量中的危机,有心人随时可能在平常材料中挖出有价值的东西。小题目也能够写出新文章,积小成大。

不知经谁把现当代文家串成“鲁郭茅,巴老曹”这两句顺口溜式语言。鲁早逝,极可惜,却未始非福,若多活三十年,不知会如何过。郭官高,寿长,运动得带头,声称自己的著作全该烧掉,后来却又写出了《李白与杜甫》,贬杜完全可以,却谈得那样牵强,极令人失望感叹。主动乎,被动乎!当年英气哪里去了。茅谨重,1958年告诉某外国作家,曾“忙于反右”,可有机会总仍要谈艺术,讲现实主义,侃侃谈写中间人物,事发后那样惊恐不安,惴惴自危,令人心酸。命运同样不在他自己手里。命题作文,承题下笔,命者挥手,承者感泣。如此这般数十年,路子怎能不越走越窄,江郎怎能不才尽。逝者已远,老者愈老,新手风华正茂。无非愿望有个小康环境,得以愉快成长,为国家、社会发挥才情。出于公心,多办实事,假以时日,大师、精品,总会有的。应认真总结一下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再不要走老路了。

茅盾先生(1896——1996)离开我们大家已经15年了。现在我们一起纪念他诞辰100年,缅怀他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作出的重大成绩。他为我国文艺事业奋斗了一生,无论在创作、理论批评、翻译介绍、编辑出版、组织发动、培养青年作家等等,哪一方面都有宝贵贡献,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永远不会忘记。长篇小说《子夜》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规模,开辟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有积极作用。无视客观事实,违反公心,任意贬低前辈的历史功绩,很不郑重。任何大人物都要受到历史条件的一定限制,如果可用后来才能达到的标准来苛求于前辈,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杜甫有首诗为初唐四杰讲了公道话:“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之二)一千两百多年前杜甫已颇有历史观念,他对当时那些“轻薄为文”者的责备尖锐却很有说服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何况特定历史时期个人写出的大部头文学作品。前辈们的成绩应该也可能被后人超过,但他们已经做出了当时许多人未能做出的贡献,就值得纪念,有持久的生命力。

其实茅盾先生自己,在《子夜》早已得到大家公认的时候,就感觉到其中存在某些弱点,并曾不止一次公开指了出来。例如在1975年5月7日,他在给一位跟他通过多次信的青年学者的复信中,谈及对《子夜》的意见时,又这样说:“承指出《子夜》第四章败笔,又此章游离等,甚是。所以游离之故,《后记》已略道及。写农村暴动,光是猜拟,仅(没?)有体验,诚如尊言。”(《文学报》1996年5月第845期,宋谋玚:《我与茅公在文革中的通讯》)如此坦诚接受青年学者对自己著名代表作的批评,请看茅盾先生是何等胸怀,何种境界!文学先驱、大师,难道能凭拔高吹捧、哥们义气、包装漂亮、推销有术、甚至红包效应就能制造出来的吗?文坛一旦真全成了一座不讲道义的商场,要求繁荣创作,多出精品,多出大师,就不可能了。

不久前读到周明同志的《难以忘却的记忆》(《文学报》1996年7月18日),中间谈到两件事,过去不清楚。一件是茅盾先生因“不能以讹传讹”,终于没有肯为歌剧《杨开慧》写文章给予肯定评价。他的意见是:剧本的本意是好的,观众欢迎也可理解,问题在剧中人物的描写和表现不那么完全符合生活实际。他说当年在广州国共合作时期,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住在一座楼里,和杨开慧自然也有较多接触,印象中杨是一个好学,上进、追求进步的青年,是一位十分恬静贤淑的女性,助毛和为革命做了不少默默无闻的工作,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但却并非是现在《杨》剧中所写那种叱咤风云的革命人物。他认为文学作品对历史人物的描写都必须注重真实性,唯其真实才更为感人。他了解实际情况,就得实事求是,不能不负责任的去一味鼓吹。这个文章他就不能写。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在北京时的事情。

另一件是他一直非常敬重鲁迅,但他不赞成鲁迅研究中某些形而上学、繁琐考证的倾向。认为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对鲁迅也不能搞什么“凡是”。研究工作要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鲁迅一向非常关心、扶持青年作家,很了不起。鲁迅热心为有些作家的新书写过广告,有些人把这也作为鲁迅著作研究,未免滑稽。鲁迅日记中有些流水帐式的记事,不一定有太多意义,有人对此也繁琐考证,非要找出个意义不可。鲁迅赞扬过许多人,批评过一些人,批评是有根据的,但不可能十分准确。不是凡被他批评过的人都是不好,如梅兰芳、李四光、章士钊、“四条汉子”等等。要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对此,茅盾表示:就因讲了点这类真话,被个别人看作反对鲁迅。莫须有,莫名其妙。他没有时间论战了,历史会作出客观论证的。

上面摘引有关文意,因过去都略有传闻,现才知道原委。茅盾先生对人对事这种态度,和他对自己作品的客观态度一致,里外都很一致。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一种“大家”风范。这种风范多么可贵。

我还有个感想,觉得茅盾先生这样一位文学大师,后来并未能充分发挥出他的潜力。从前面所举三件事例来说,都极难得,但自然规律所限,为时已太晚,他不能实现了,《新文学史料》杂志年来发表过不少茅盾先生晚年思想、生活的真实材料,很能帮助我们对他的了解。他地位很高,现象上够受尊重,但批判运动一来,他和文学界很多普通工作者一样,照样心情沉重,充满忧虑。门庭冷落了,消息不通了,好像随时也有被点名、批判的可能,因而十分不安。每次批判的主题,同他的主张不同程度都有关系,而以“写中间人物”为更直接。他一贯重视艺术规律,强调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他虽居高位,对文艺问题言所欲言,仍是作家本色,所以也如此临深履薄。鲁迅之外,所有其他几位最能代表他们自己和一代成就的,却几乎全是早年的作品。巴老历经磨难,老舍忠而自沉,曹禺似已才尽,这都是人们共同感觉到的现象。当时他们都不过五十左右,正是最成熟时期,为什么他们的创作高峰会这样早就过去了呢?茅盾先生在这方面也很难说是例外。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同文学规律有什么关系?我们至今还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认真研讨,吸取历史教训。

总之,我认为先驱者和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功绩和贡献是巨大的。他已经为革命文学事业做了在困难条件下能做的一切。他的功绩和贡献大都是三十年代前后在上海生活时期做出来的,这一点对上海作家特别有鼓舞和鞭策的力量。当我们想到上海在当年曾吸引、哺育和培植过新文学运动以来几乎所有最活跃和成绩突出的作家,就会感到上海同志更应努力继承、发扬这种光荣传统。尊重艺术规律,争取充分发挥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今天工作条件已改善不少,切实多做工作,当个好的作家,写出好的作品,这应该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年寿有时而尽,荣禄止乎其身”,曹丕贵为皇帝,还早已看到了这点呢。

1996年7月24日据上海作协纪念会发言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