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活动“深耕美育”的中国经验
来源:文艺报 | 时间:2019年06月12日

  文/刘俐俐

  站在更高视点更开阔视野,宽容地开放地观察如小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存在的复杂样态,需要考量其生活与艺术浑然一体的构成机制和发展趋势,考察在现实中可实现哪些功能,尤其要鉴别分析其与托举文艺高峰的关系。文艺理论工作是跨界性的,一条腿跨在文艺实践领域,一条腿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美育效应的认定和判断主体就需要采用这种“跨界”姿态。反观和总结文艺实践,特别是介于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特殊实践,需要实现美学、文学批评和美育的理论创新。

  我国当下美学建设有美学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诉求。理论诉求包括美学核心内容改造、美学研究对象拓展和细化等诸多理论任务,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学科,争取与世界美学平等对话。实践诉求大致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繁荣以及托举文艺高峰,二是关怀人们现实精神存在,当下则以“生活美学”的实践目标“让人人成为美学家”为代表。实践诉求两大方面目标有区别也有融合,都与“深耕美育”有内在逻辑联系,“深耕美育”乃为兼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任务。回到中国当下复杂性文学存在样态的某个完整经验,才能看清“深耕美育”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凭借经验可向美学乃至美育提出怎样的问题?有怎样的理论借鉴意义?考察概括我国30年来作为“某个完整经验”的小小说活动的中国经验即缘于此。

  审美本能需求在生活与艺术界限中实现

  小小说30余年前由民间人士以1500字左右字数的维度提出,以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定性。这是民间审美诉求的智慧表述:向往崇高的“艺术”,期待小小说进入“艺术”必备标志的文体序列;“短小”篇幅让人人都有的“先验综合判断”能力产生信心;以“平民”圈概括了参与主体的宽松空间,达成“我们”的书写/叙述和阅读/倾听的心理默契和联盟;低调务实又潜在地期待审美性质的文学认可。典型体现了民间自然且策略的审美本能需求。

  审美本能需求在生活与艺术界限中实现。从生活角度看,小小说即便暂且认定为文学文体,是否实际以审美践行也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创作者为非职业性的业余爱好者,以此丰富和充实生活,改善精神生活内容,释放审美激情和寄托文学理想。接受状态和对象既有小小说刊物的纸媒阅读,更有零碎时间的手机终端阅读。叙事的趣味性安抚舒缓心理、获得快乐,解除疲劳。再次,小小说的叙事性加之短小空间,与现实相似的写实性因模仿性突出更容易上手。“平民”以“我们”相约定,所叙均为“我们”熟悉、理解和有兴趣的人和事。仅以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作品可见,普通凡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瞬间或横截面,构成人之故事;某动物植物某人工物件特征以及变迁,构成人之故事延伸的物之故事。“我们”的故事及物也及人。写实易懂与人们的故事需求吻合,又因及物及人给读者以草木虫鱼、民间习俗、四季节令、传统工艺的知识和做人规范。小小说读写汇入生活本身筑就了活动阈限:书写者、短小文字和读者构成了活动链条;民间有意识组织的纸媒发表再加网络转载、小小说公众号推送作品、编辑图书、年选,发布评论、小小说金麻雀奖、出版小小说选集全集、研讨等活动。仅小小说读写的一流数字化公益平台金麻雀网刊,关注人数近3万,每月推介240余篇作品,每年的阅读总量约为300万人次……总体以手机终端为阅读方式。这种活动性也体现于“艺术”追求方面。

  从艺术角度看,小小说文体特性的定位始终在持续进行,民间努力准确地概括出小小说性质和特征,为了得到文学文体确认后置于文学总体序列。究竟是小说家族内部向下向小的延伸文体,还是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文体平行的独立文体?小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少数理论家等都在说,但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探索过程则印证了追求艺术品质的取向。小小说金麻雀奖是民间的标高性文学评奖,历届评奖颁奖辞分析显示出小小说艺术化趋势,即追求文学性。鲁迅文学奖作为包容性和开放性综合奖项将小小说纳入,可看作小小说获得体制内文学地位。概览小小说文体起步的不少人已为审美敏感和艺术水准较高的创作者,但依然为非职业性作家。小小说确为培育文学人才的肥沃园地。

  其实,小小说生活艺术的两面浑然一体无法分开;审美需求实现于生活与艺术不分的状态。顺着“生活美学”理念说,小小说读写参与者处于生活状态,成为或正在成为艺术家。从文艺目标说,培育了大量文学爱好者,加大了文学普及基础,与“托举文艺高峰”形成良性循环。“深耕美育”在践行。

  小小说活动“深耕美育”的深层机制和“我们”相聚的审美影响及熏陶机制

  小小说活动让“深耕美育”得以践行,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呢?

  在大视野和社会历史眼光中,暂不以审美而仅以小小说作为大概念的精神活动看,它发生于当下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是纵向横向相互交织影响的产物。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吕西安·戈德曼发生结构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社会精神结构”是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框架和系统性的有规律的精神表现,精神结构有意义,必定会映照到文学作品中,“一个作品世界的结构与某些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是同构的”。藉此,先看小小说世界的结构,发展中有趣且值得深思的现象是,经民间倡导后,冯骥才、聂鑫森等或以长篇、中篇或短篇小说在文坛发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携带着长期积累的文学经验、体悟和热情加入小小说创作并作出成就,与小小说园地起步的作家汇合。以冯骥才为代表的小小说创作以民间亚文化取材,描画历史语境的民俗风情,赞美亚文化的能人、能耐、义气、友情、诚信等优秀品质,并始终贯穿当代人高度的人文关切和关怀。聂鑫森始终钟情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古典文化,发现其无穷魅力并着力刻画生活于其中的凡人百姓精神世界,赞美温文尔雅、刚正不阿、信诺不二、自检自律、热爱传统琴棋书画等品质及其意蕴思想。再看起步小小说且有成就的谢志强,他更多关注和描写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苦恼和困惑,但情感和价值取向则是传统文化民间百姓经历史铸就的本分、仗义、善良、互助等美德,以此延展出深层思考人工智能等现实伦理问题,体现出对和谐、生态、环保、正直、互助等美德的价值认定和赞美。将冯骥才、聂鑫森和谢志强三者代表的文化价值取向融汇可概括为:以艺术的方式形象地呈现了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建设理路是继承革命文化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并汇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构成的社会精神结构主体。所以,小小说“作品世界的结构”与主流价值观的精神结构处于同构状态,乃为一体两面:既体现为小小说的精神内涵,也呈现为小小说艺术现象的深层机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遗产在当代延续也是深层机制之一:起始于先秦庄子的“小说”与“大达”的对举,给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以合理性;更以“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桓谭《新论》)、“心通短言小说之文”(汉代徐幹)以及刘勰的“意在微讽,有足观者”等说法,认可口头及书面短小叙事的作用,并始终为民间的传统。此外,始于汉人的就小说的文体和功能两区分的意识和观念也有深远影响。功能方面有“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观风俗、知薄厚”、“以广视听”的伦理、知识和政治等、以及“游心寓目”的娱乐审美功能等的传统。文体方面基于对“短书”的价值认定,从“短小”凭借“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的观念,从《山海经》《搜神记》《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一路而来,乃至《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此脉络贯穿始终。耳濡目染地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中国叙事文学,实乃小小说形成的纵向机制。

  冯骥才等知名作家进入小小说领域具有审美示范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说过,善听优美音乐的耳朵和能够欣赏精美绘画的眼睛,是音乐和绘画作品熏陶培养的。小小说倡导起步于“平民”,最初实际环境可能是参与者并未有条件阅读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冯骥才等知名作家的小小说作品,以审美敏感和娴熟独特的艺术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同一文体的最切近并易于接受的优秀作品,熏陶和培育“我们”的审美敏感和艺术表达能力,两者互为支持。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艺术品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整体。经验美学则进而认为,对这种整体性的要求,为的就是“满足一个经验”,这种满足体现在创作和欣赏中。美学家则说,人内在的完满性推动经验前行而又对经验进行着评判性的反应。“有过并习惯于‘一个经验’的人,就被熏陶出艺术的品味来,又进而将这种品味移植到非艺术的各个领域,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通俗地说,就是冯骥才与“我们”共处中华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结构之中,价值取向和感情方式易于共鸣,训练并示范人们文学叙事由此可能。再具体点说,就是在同一文体的小小说领域,亲切的《俗世奇人》这样丰盈独特和趣味盎然的作品,通过“我们”的默契,直接便捷地让人们接触到了完整有机体的审美属性较高的文学作品,满足“我们”的审美本能,让“我们”逐步习惯一个“完满性”的经验,这个完满性的经验既包括审美敏感也包括艺术表达技巧的能力。知名作家进入小小说就是如此实际地“以美启真”也“以美储善”方式训练人们并客观上实现了示范。这是“深耕美育”最典型的自然状态。也可以就此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作为首部获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集恰是示范作用的典型体现。

  区分小小说活动“深耕美育”的需求和评价之主体及其意义

  美育性质应为功用性,这就为不同学科及角度对不同功用认定与评价提供了合理性。通俗地说,功用性的实质是某精神或物质之物对人某方面需求的满足。价值哲学区分出价值满足(实现)主体和评价(认定)主体。前者意思是当人与某物形成对象性关系,某物满足了人某方面需求时价值就产生了,此时的人就是价值满足(实现)主体。具体到小小说读写主体,由于处于生活艺术界限不分状态,所以不一定清晰理性地意识到自己需求和满足了什么,仅是感觉到愉快适宜。后者意思是外在于价值客体和价值满足主体的关系,从更高视点和更长历史眼光,分析和评价诸如小小说的读写满足了人们哪方面需求?以怎样形式满足的?满足程度如何等。这种主体由评论家和研究者担当。我们就是在考察小小说发生过程和实际效应基础上判断和评价的。同理,“深耕美育”既有美育的实际受益者——被“育”的主体,也有评价者是否实际存在美育深耕的实际效应。“托举文艺高峰”就是立足文学繁荣发展看美育的。蔡元培提出“美育代宗教”,美育的基本性质是实践及其过程,所育及其功效则由自外于此实践的其他立足点及其学科来判断和评价。康德按“审美判断力的分析”的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契机的之三“鉴赏判断的第三个契机,按照在它们里面观察到的目的的关系看的”。美育中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合乎主观目的性的那个主体就是被育者。同时,康德在“关系契机”机制下还提出存在着客观合目的性,康德的“客观合目的性”分为“外在合目的性”与“内在合目的性”两种。“外在合目的性”指“有用性”,“内在合目的性”指“完善性”,也叫做“完满性”。这两者恰恰都是价值认定(评价)主体的任务。具体到小小说活动的美育价值认定(评价)主体,既要认定是否具有完善性,即艺术性;更要看它“有用性”如何。确定“深耕美育”的需求和评价之主体之不同的意义是:站在更高视点更开阔视野,宽容地开放地观察如小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存在的复杂样态,需要考量其生活与艺术浑然一体特质的构成机制和发展趋势,考察在现实中可实现哪些功能,尤其要鉴别分析其与托举文艺高峰的关系。文艺理论工作是跨界性的,一条腿跨在文艺实践领域,一条腿跨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美育效应的认定和判断主体就需要采用这种“跨界”姿态。反观和总结文艺实践,特别是介于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特殊实践,需要实现美学、文学批评和美育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