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推出新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来源:凤凰网读书 | 时间:2019年06月03日

  许知远推出新作《青年变革者:梁启超》时说:“这是我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

  大多人对“梁启超”这个名字不会陌生。生逢变革时代,他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2013年,37岁的许知远被印在书封上的一张梁启超照片击中。当时他“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于是,为梁启超重新立传,借此追溯近代中国转型的念头生根发芽。

  文/许知远

  一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这该是他三十岁左右的样子,拍摄地可能是横滨、墨尔本或是温哥华。他动员散落在世界各处的华人商人与劳工捐献资金,组织起来,营救受困的皇帝,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几年前,他还是个脑后拖着长辫的举人,如今已经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风貌。

  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与络腮胡须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一位裹头、皱眉的男子并列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翻开书,得知裹头男子名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思想家。他们三人是20世纪初亚洲知识分子的代表,目睹各自帝国的瓦解与西方的压力,分别以不同方式帮助祖国重获自尊。

  它引发了我的兴趣。这是2013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七岁,厌倦了新闻业的碎片与短暂,想寻求一种更辽阔与深沉的表达,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一带也是这种寻求的一部分。随之而来的闲暇里,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成了消磨时光的最佳去所。我喜欢它丰富的世界文学书目,二楼poetry room的寂寥,以及橱窗上凯鲁亚克的黑白照片。这家书店不仅是“垮掉一代”作家的发源地,代表着自由不羁的文学趣味,还身处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它背后的唐人街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和福建人因淘金潮来到这里,成为这座城市的最初缔造者之一;斜对面是“小意大利”,在那家令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流连的小咖啡馆里,黑咖啡与老式点唱机尤其令人着迷。

  与梁启超的偶遇,特别是他目光之坚定,令这种模糊的寻求清晰起来。为何不写一部他的传记,借此追溯近代中国的转型呢?它肯定足够辽阔与深入,也与我的个人经验紧密相连。

  二

  当梁启超1873年生于广东一个普通的乡村时,清帝国正处于最后的平静时期;当他1929年在北京去世时,帝国早已瓦解,新生的共和国仍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他昔日的政治对手国民党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社会变革席卷了每个角落:昔日的缠足女人走入学堂,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阅读报纸、杂志成了日常习惯,人们在茶馆里、饭桌上谈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戏台上的名角们将《定军山》《长生殿》留在电影屏幕与密纹唱片上;因为火车、轮船、电报的普及,再遥远的乡村都可以感到时代之脉搏。

  思想的变化更是惊人,尽管很多人熟记四书五经,遵从三纲五常,如今却宣布抛弃整个传统,要写白话文,追求个人自由。曾自成一个天下的荣光与傲慢被屈辱与自卑取代,人们饥渴、不无盲目地寻求日本、英国、德国、美国甚至印度的观念的滋养。

  梁启超经历着这一切,同时是这种转变的积极参与者。他是一位行动者,二十五岁就卷入百日维新的旋涡中,流亡至日本后又参与策划自立军起义。他在袁世凯与张勋的两次复辟中挺身而出,成为再造共和的关键人物,还是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幕后推动者。

  他是个思想者,倘若你谈论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科学、经济学、佛学、法学、政治思想、小说理论……几乎没有一个领域能回避他的影响,他甚至往往还是开创者。他更是个书写者,自1896年出任《时务报》主笔以来,他在三十三年时间里,不间断地写下至少1400万字,涉及时事批评、战斗檄文、组织章程、诗词小说、学术专著、演讲、人物传记……几代人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20世纪的历史性人物——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都列居其中。

  我也是他的读者,并生活在他缔造的传统中。我就读的北京大学其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他则是大学堂最初的章程起草人。我进入新闻业后,他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他也很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没有谁能像他一样,用笔与报刊参与了如此多的变革。

  但我感觉,在历史书写中,他至关重要却又面目模糊。他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仍强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他对现代中国的构建与想象还占据着公共讨论的中心,“新民说”仍是日常语汇,流行偶像则把“少年强则中国强”写入歌词。但他的思想与性格、希望与挫败,他的内心挣扎和与同代人的争辩,却很少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分析。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这种情况与近代历史的动荡和断裂有关,也受困于中文历史书写的特征。梁启超自己也曾尝试开启现代传记写作,这一传统从未真正扎根于中文世界,没有一位中国人像博斯韦尔(JamesBoswell)观察约翰逊博士那样描述一个人,更不会像爱默生一样笃信“没有历史,只有传记”。个人更像是历史潮流的产物,而非自成一个世界。

  这也与观察角度有关。梁启超常常仅被置于中国自身语境中叙述,很少被放在世界维度中,但他其实是上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拥抱者,在轮船、电报、铁路、印刷术构造的现代网络中游刃有余。他在横滨编辑的杂志被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崭新的知识与思想。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大洋洲、美洲与欧洲,所到之处受到海外华人的热烈欢迎,当地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他在华盛顿会见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在纽约拜访了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邀请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访问中国,在战后的欧洲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探讨现代性的困境。

  三

  2015年9月,在被书架上的梁启超注视了两年之后,我写下第一行字。接下来的三年里,这次写作变成了一桩彻头彻尾的苦役。

  这个旅程比想象的更为艰难。梁启超的作品以及他参与的政治、社会转型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望而生畏,个人与时代之关系也难以把握。英国作家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的警告始终在耳边回响:“传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北面的边界是历史,南面是小说,东方是讣告,西方则是冗长沉闷。”

  对于在西方思想与文学滋养中成长的我来说,汉学与宋学之争、公羊学的兴起是一片充满荆棘的森林,甚至仅仅文言写作就让我头痛不已。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时刻,是吃力而盲目地拥抱新潮流的一个开端。我受困于中国历史书写对个人情绪与性格的习惯性忽略,使得作为儿子、丈夫与朋友的梁启超在个性的展现方面显得过分单薄。

  出于畏惧,最初的计划被拆解成三部曲。这一卷有关他的早年岁月,从出生到戊戌变法的失败,短短二十五年中,他从一个边陲之地熟读四书五经的少年,蜕变为将孔子改制与明治维新嫁接一处的年轻变革者。他的敏锐开放、自我创造与行动欲望,在这个时期展现无遗。他不顾功名等级的限制,拜入康有为门下;在上海的四马路上,他驾驭印刷资本主义的新浪潮,成为一种新文体的开创者。他迫不及待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是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之一,并在学堂中鼓动年轻人的反叛意识,随后卷入百日维新的派系斗争。

  不管梁启超多么杰出,未来将怎样声誉卓著,此刻仍是历史的配角,作为狂生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在彼时的中国学术与权力地图上,他们都是边缘人。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倘若你不理解19世纪末的政治与文化转型,不了解一个帝国晚期读书人怎样应考,怎么理解外部知识,听什么戏,朋友间如何通信、宴请,审查之恐惧如何无处不在,你就很难体味这种反叛之价值。

  地域特性就像时代氛围一样,给个人打上鲜明的烙印。我在茶坑村散步,品尝了以陈皮制作的各种菜肴,一个夏日午后坐在残留的广州万木草堂一角发呆;在衰落的福州路上想象报馆与青楼林立的昔日繁盛,在夜晚的火宫殿小吃摊上,猜测梁启超刚抵达长沙的心情;或是在北京的法源寺外闲坐,想象他与谭嗣同、夏曾佑热烈的青春……很可惜,在一轮轮的拆毁与重建中,历史现场早已面目全非,你只能依赖想象力,尽管它常不可靠。

  写作不可避免地带着当代意识。

  在触发这本书产生的旧金山,梁启超也曾在一个世纪前到来。他四处演讲,出席宴请,接见华人领袖,还品尝了一种叫王老吉的饮料。他感受到这里的人“爱乡心甚重”“义侠颇重”,更看到了不洁的街道、林立的宗派、政治能力与现代德行的缺失。他感慨,若把“自由、立宪、共和”的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可能像是夏天的裘皮大衣、冬日的葛布单衣——“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如果不能塑造出一种“新民”、一套新的价值观,任何变革都是无效的。一个世纪过去了,华人后代中有一位成了市长,另一位买下了曾鼓吹排华的《旧金山纪事报》,这座城市开始热烈期待引入中国投资人……但走在此刻的唐人街,你会感到梁启超的一些忧虑与困惑仍顽强地存在着,能激起回响,已经获得富强的中国也在探寻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秩序。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这本书是个避难所,我常躲入另一个时空寻求慰藉。在经常令人厌倦的写作中,意外的惊喜也不时涌来。我感到自己日渐笃定,甚至生长出一种新的雄心。我越来越希望这三卷本的传记成为一部悲喜剧、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我期望它能复活时代的细节与情绪,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当梁启超成为声名鹊起的主笔时,比他年长四十五岁的改革者王韬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看着自己一生呼吁的理念正展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报纸上;同样阅读这份报纸的还有安庆的少年读者陈独秀,二十年后,他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在1898年北京躁动的夏日里,身经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运动、甲午之战的李鸿章,旁观着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青年过分活跃的举动,心中不屑却又暗自钦佩。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书名:《青年变革者》副标题:梁启超1873-1898许知远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