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家三人谈:
“怎么没有人问男作家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来源:界面新闻 | 时间:2019年05月22日

文/徐鲁青 

“我觉得今天非常有意思,当我们的主题是女性的时候,现场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外,几乎没有几个男性在场。”在中欧国际文学节的对谈活动“文学中的女性声音”上,主持人的调侃引来一阵笑声。

前日,中欧国际文学节开幕第一天,在北京老书虫书店,匈牙利文学评论家、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佐娜·乌格龙(Zsolna Ugron),丹麦作家、文学评论家莱诺拉·克里斯汀娜·斯科夫(Leonora Christina Skov)与中国作家周晓枫,围绕着“文学中的女性声音”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对谈。

三位作家同属女性身份,他们各自的作品也都带有着女性主义色彩:佐娜的小说《迷人的巴托里伯爵夫人》(The Enchanting Ann Bathory)书写的是十七世纪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的历史章节,描述了女主人公挑战专制男性亲属强加给她的命运的故事,并从女性角度提供了对传记的全新阐释;莱诺拉在2018年发表的作品《对迷失之物的静谧感受》(The Quiet Sense Of Something Lost, Der Lever Stille)中思考了家庭秘密、不爱孩子的母亲、精神疾病、同性恋、自我找寻等主题;周晓枫的散文《你的身体是一个仙境》则是对女性身体的探索和思考。三位作家从各自的女性体验出发展开交流:来自不同国族的女性作家分别面对着哪些困境?女性作家之路是否日益艰难?在女性与作家的双重身份之中,她们同写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女性作家之路越来越艰难了吗?

联合国最近一次发布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显示,丹麦的不平等指数是11,匈牙利是45。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丹麦都属于性别不平等指数最低的国家之一,莱诺拉却对这一数字不以为然。她觉得,虽然丹麦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同性恋婚姻也已经合法化,但在过去十六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仍然能感到女性作家的艰难——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也让她的处境愈加困厄。“我们没有平等的工资,女性比男性要少百分之二十。作为女性作家必须要勇敢,因为文学基本上是被男性操控。我写的是哥特式科幻文学,这不被人们认为是高雅艺术,很多人觉得写男性的经历、男性的心态才是正统,而不是女性故事。”

相较之下,来自匈牙利的佐娜看起来更加乐观。在她看来,虽然匈牙利的性别不平等指数较高,整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性取得成功的概率也比女性更高,但是事情在不断好转。她认为女性作家应该尽量在公共领域取得影响力,“关键是争取到公众的认同。”

针对女性作家面临的境遇,周晓枫提到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高校中文系或艺术系就读的大部分是女性学生,“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像我们印象中男性都去从事政治或金融,为权力打拼了,而女性还有一部分停留在一个梦想的领域。”这样的情况并非中国特有,主持人补充道,在法国,同样是越偏向技术与工科的专业里男性越多,文学艺术专业学生则大部分为女生。然而,“往往刚入学的时候这些学科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和三分之一的男性,但到了后来,三分之二的作家都是男性。”

周晓枫一方面承认女性作家的艰难,另一方面也感恩自己能成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她认为女性作家拥有的柔情和对他人的体恤之情是男作家所没有的,“当我们没有获得平等的时候,与某种东西去抗争,包括与自己去抗争,都能获得成长和力量,尽管我知道会面临困难,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我觉得很幸运。”同时她也认为,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困难,“我觉得写作有一个特别公正的地方——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是富有者还是贫穷者、成功者还是挣扎者,你永远要在写作的时候独自面对困境。”她说,“如果一个写作者始终在挑战自己,他就永远要面对难度,而克服难度的过程是特别享乐的。”

“女性作家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才能获得男性读者”

在很多情况下,女性身份会对自身书写的严肃性构成挑战。佐娜提到,人们往往会觉得一个严肃作家应该是一个带着眼镜的白人男性,六十岁上下,成熟稳重,而如果是年轻女性写出一本严肃读物,则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偏见是一点点积累的,莱诺拉认为女性作家擅长的主题往往会被人们视为不那么“严肃”,比如虚构文学,长此以往男性就很少阅读女性作家的作品,而女性读者则是男性女性的作品都读,女性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积累才能获得男性读者。她以自己的读者群为例,“数字或许没那么精确,但基本上超过百分之八十买我书的读者都是女性。”

对女性作家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各个细节中都有所体现。莱诺拉意识到,在书封上的“作家介绍”版块,男女作家呈现的照片有着鲜明不同,女性往往抬着头,被人俯拍,“她们似乎在抬头看着自己的爸爸”;而男作家则架着眼镜端坐,眼睛直直逼视读者,显得睿智聪明。不仅如此,有时出版物的封面也使用经过设计的女性照片,“她们往往不是头被遮住一半,就是压根只有身体,露出带有女性元素的胸部、裙子、大腿,男性却从不这样。”偏见还体现在媒体与读者的“关心”中,佐娜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好多人都问我,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你为什么不生孩子?但是没有人问男性这个问题。”

莱诺拉还分享了自己此次来北京发生的一件小事。抵达当日欧盟大使馆为作家们举办了欢迎会,会上每个作家有两分钟的时间介绍自己,“但是有两个男作家花了20分钟介绍自己,没有人打断他们,而留给我们女作家的时间却只有两分钟。”莱诺拉在这件事上感到很生气,“我们要鼓励女性说更多。”佐娜也认同这一点,她说自己有两个女儿,她们喜欢看迪士尼的漫画书,“我告诉我的女儿她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成为英雄,我们要鼓励女孩,声音更大一点,更愿意努力表达自己一点。”事实上,性别偏见蔓延在各个行业之中。对话活动主持人来自电影行业,她提到业内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女性在片场碰到了男人的摄像机或设备是不祥之兆。佐娜笑着回应:“但如果男性在厨房砸碎了碗,人们会说那意味着幸运。”

在面对关于性别偏见的讨论时,周晓枫反思自己在平时生活中很少注意这些问题。她评价自己是一个“对性别特别混沌的人”,这种混沌主要来自于童年经历。她成长于一个部队大院,在那里,人的性别是模糊不清的。“我待的地方相当于是出版社文工团,在那里性别是被压制的,同时又有着非常微妙的凸显,比如女兵会故意去把裤脚稍微改一改。”对于性别问题,她坦言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我不是特别清楚我的立场,我也不是把我想得很明白的答案带到写作之中,我希望通过写作去寻找我的判断和立场,哪怕这个过程会让我更加迷惑,但这个找寻过程也是值得的。”她说,“我尊重女性自我的发声和认知,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希望写作去呈现。”

美妙的写作与痛苦的写作

纵然面对重重困境,三位女性作家对写作的坚守都有着自己的理由。周晓枫认为写作本身获得的快乐是巨大的,这是一项可以开拓生命的工作,“每个人只此一生,写作可以让我到过去,到未来,到不一样的人生里,这个是特别美妙的。写作让我变成一个复数的我,如果不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些部分。”佐娜的看法和周晓枫相似,虽然她的家人并不喜欢她写作,因为写作的时候孩子就不能够亲近她了,她也承认“大部分的时候坐在那里写并不容易”,但是写作带来的更多是快乐,“我写的是虚构小说,我们可以去搜索不存在的东西,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她觉得和读者的双向沟通也是最让她享受的地方,“如果不是有人在读我的书,我就不会写了。”

莱诺拉则觉得她的写作体验更多是痛苦的,虽然听上去似乎很浪漫,但是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却要经受很多东西。她的写作始于孤独而压抑的童年,在小时候,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父亲是一个军人,对她要求严格而不近人情。“我需要寻找我的个人空间,后来我发现写作可以给我这个。”读者的互动对她感到的写作之苦也有缓解作用,“以前我写作的时候老想着自己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不去做电视制片。后来一本书卖得很好,有了和读者的互动,我就觉得写作有了意义。”

莱诺拉坦言,身为女性作家自己常常感到愤怒,因为世界还那么不好。“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二十一岁,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写作是很愤怒的,就是这种愤怒的状态让我开始写作。当我写一个主题和作品的时候,仍然需要这种愤怒的力量,这种力量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能量。”佐娜也认为,有力量的故事往往都会带着很强烈的情绪,这样的情绪能够让作品保持强度。“都怕皱纹,但皱纹长到眼皮上大家都喜欢。”周晓枫开玩笑道,愤怒这种负面的情绪进入到写作中,也变成了非常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