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早期白话小说:一开始就体现了启蒙的主旨
来源:北京晚报 | 时间:2019年04月28日

文/谭光辉

冰心

叶圣陶

晨报副刊

蒲伯英

蒋光慈

20世纪20年代之后,整个社会文化发生了几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民国读书人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参政意识、社会责任感、现代意识都有所增强。第二是有一批提倡白话文学的人搞起了文学革命,并且已经有了大批的响应者,北京、上海各地纷纷成立文学社团,用白话文介绍外国文学,创作新体小说。读者在晚清读惯了白话小说,民初又主要阅读文言小说,现在需要再次面对现代白话小说这一新品种了。

因此,20年代的小说阅读呈现出新旧杂陈的面貌,一部分人热衷于阅读文言旧小说或晚清小说,例如晚清小说中的《老残游记》被大量再版,民初哀情小说也有广泛市场(例如《玉梨魂》等小说也被大量再版),另一方面,五四小说也正在打开局面,涌现出不少流行小说作品。在20年代新出版的小说中,再版次数位居前十位的分别是:《呐喊》、《动摇》、《追求》、《幻灭》、《小说》(第1集)、《清宫十三朝演义》、《落叶》、《爱之焦点》、《灭亡》、《唐宫二十朝演义》。这些小说(集)初版于20世纪20年代,由于小说阅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它们有一部分是在30年代才真正流行的。

20年代的流行小说也是受时代主题和时代情绪控制的。1919年至1927年的时代主题是“人的解放”,时代情绪是对欲望解放的强烈渴求。20年代初期出现得最早的畅销小说是晨报社的《小说》(第1集),所收录小说的主要特色是表现欲望的解放,例如自由婚恋、走出家庭、个性的张扬等。虽然20年代的文化在显性层面仍然是思想革命,是西方现代精神的引入和对各种主义的讨论,但是在隐性的文化层面却表现为对欲望解放的强烈渴求。

这里不妨以晨报社的《小说》为切入点,做一些解析。

作为第一本白话小说集

《小说》(第1集)一开始就体现了启蒙的主旨

晨报社编辑的《小说》(第1集)出版于1920年11月,1923年出订正5版,1924年10月出至28版(《民国时期总书目》)。这几乎是一个出版界的奇迹,平均一年再版7次。笔者认为这个记录可能是错误的,1924年10月出的大约应该是第8版而不是28版。该集收录止水、大悲、冰心、晨曦、鲁迅、悲凡森的、水澄等作家的小说26篇。这个集子收录最多的是冰心、止水(蒲伯英)、大悲的小说。冰心的前期代表作基本上入选。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认为《沉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个看法并不正确。《沉沦》的初版日期是1921年10月,而《小说》(第1集)的出版日期是1920年11月,比它早了大约一年。

作为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小说》(第1集)受到了读者的肯定,这反映了读者对白话小说的接受。据记载,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开了一家文化书社,从销售业绩来看,《小说》(第1集)位居榜首,卖了200册。“这些当时的‘畅销书’,毛泽东虽未必每本都读过,但大多由他进货,其中自然渗透了他根据读者的需求所作的选择。”(陈晋:《文人毛泽东》)

这个集子的小说,都是在结集出版之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作品。根据卢国华对《晨报》副刊的研究,《晨报》副刊在这个时期是在有意包装冰心女士,从1919年8月到1924年,一共发表了冰心76篇文章,其中19篇为小说(卢国华:《五四新文学语境的一种解读——以〈晨报〉副刊为中心》)。1920年选的这个集子的26篇小说中有7篇是冰心的,其次要算止水(蒲伯英)、大悲和晨曦的作品为多。这些小说以带有写实主义色彩的问题小说为主,有描写中国家庭状况的、描写兵祸的、描写中国普通社会情形的、描写旧时私塾黑暗状况的、描写留学生无用武之地的等等。从总体风格来看,这些小说也鲜明地体现了《晨报》副刊的办刊宗旨——启蒙。这些小说以揭露与批判现实为主,带有鲜明的“五四”初期的启蒙主义色彩。从艺术方面看,这些小说大都比较幼稚,例如被收入小说最多的冰心的几篇作品,都是初期的试验性作品。郭箴一说:“冰心女士最初的小说,收入《小说》(第1集)里不少,但都是试作的作品,无甚永久的价值,但这却是后来渐入佳境的第一步。”(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但是冰心后来较成熟的小说反而没有前期小说读者多了。与之对应的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晨报小说》(第2)集所收录的作品,从思想深度和艺术性两方面都较第一集中的作品有所进步,但是却没有第一集影响大。

《小说》(第1集)畅销

许多小说成为学生学习白话文的素材

小说(第一集)何以畅销,主要有以下因素:第一,《晨报》副刊本身的影响。《晨报》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政党报纸,它的前身是李大钊主编的《晨钟》,1918年12月改组,1919年2月改组第七版副刊。《晨报》具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办报经费没有多大的困难,但是为了扩大报纸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它仍然积极运用了商业化的经营模式。《晨报》副刊则是独立性较强的报纸,它有一套完整的商业化运作模式,靠广告收入和销售收入维持生存。

《晨报》副刊除了运用现代化的经营模式之外,还大量登载名家的文章,积极培养新人,广泛地探讨问题,造成轰动效应,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据赵遐秋统计,从1919年2月7日到1920年12月21日,一共有96篇小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赵遐秋、曾庆瑞:《中国现代小说史》)。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编辑成集,让外埠没有读到《晨报》的读者也有机会见到它的面貌,这自然有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因素,它们能够畅销,也与《晨报》自身的影响力有关。

第二,对白话小说的新奇。《小说》(第1集)中选录的小说,均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按照新的文学理念创作的小说,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当下的社会文化问题,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理论倡导多,实际创作少。短篇小说创作都只是在刊物上发表,而当时的刊物发行量很有限,特别是非北京本地人很难看到。《小说》结集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缺,因而它能够畅销。

第三,止水等名家的知名度。止水(蒲伯英)是《晨报》的主编,他在主持《晨报》期间,在“第七版”或“副镌”上发表的小说较多,这些小说都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紧密,涉及《晨报》副刊所热心讨论的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蒲伯英本人是《晨报》的主编,一生主持参与了《蜀报》、《白话报》、《西顾》、《启智画报》、《晨报》、《晨报副镌》、《戏剧》等刊物,他用“止水”的笔名在《晨报》副刊、《戏剧》、《语丝》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时政评论、小品文等,还与陈大悲一起组织职业化戏剧演出团体,发表戏剧评论文章,编写剧本,组建戏剧专门学校,一度非常活跃。止水、大悲均为当时文化界的名人,名人效应是这个集子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小说集中的小说所探讨的社会问题广受关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青年热衷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反封建思想。反封建是从家庭革命开始的,所以对封建家庭内部问题的反映就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话题。在这个小说的26篇小说中,至少有7篇是关于家庭问题的。《诗礼人家底月亮》、《女学生与家教》、《两个家庭》、《庄鸿的姊姊》、《一夜》、《是谁断送了你》、《一副金手镯》等都是家庭问题小说。这些小说有的写得妙趣横生,有的深刻奇警,虽然缺乏深度,但是也能抓住人心。止水的《女学生与家教》讲述一个在衙门上班的南伯载为了防止女儿南薇卿接受新思想的影响,每天回家对女儿进行严格的家教,让她写关于妇女要顺从父母方面的封建礼教主题的文章,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薇卿顺从地每周作文,父亲非常满意。学校里学生运动闹到了衙门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南薇卿,父亲便要女儿退学,薇卿离家出走。小说以幽默的笔法宣告了青年在家庭斗争中的胜利,把封建家长塑造成迂腐而可笑的形象,有大快人心之感。止水的另一篇小说《诗礼人家底月亮》仍然充满了幽默诙谐的笔调,写一个旧式家庭中两代人在对待新知上的观念冲突,老一代人封建愚昧,新一代人不思进取,在这样一个旧式家庭中不可能培养出良好的青年。

《晨报》小说的影响很大,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这些小说主题较为严肃,又与家庭、学校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很容易成为中小学生学习白话文的材料,这使它的需求量大为增加。例如马因英编的一本供中小学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新式标点使用法》,就选择了许多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小说作为范例材料。

《小说》后的早期白话小说创作,

催生了哪些作家?

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对白话小说的兴趣慢慢地发生了转向,不再仅仅满足于形式的新奇,而是更加注重思想的深度或者趣味的注入。第一个转向是情色的转向,比如张资平、郁达夫、茅盾等早期小说家,小说中多少都有一些情色的成分,事实上这也为白话小说争取读者市场做出了贡献。第二个是转向幽默讽刺,第三个是思想深度的转向,第四个则是革命激情的转向。

第二个转向致使老舍的作品有了市场。老舍在这时期出版的作品有,《赵子曰》、《二马》、《老张的哲学》等,其中《赵子曰》再版次数最多,1928年至1949年出至10版。《二马》1931年至1948年共出9版,《老张的哲学》1928年至1948年共出8版。这个版数不算多,但是足以代表市场对有严肃主题的幽默小说的认可。

第三个转向使另外一些从事严肃的为人生派小说也有较为固定的读者群体。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叶绍钧的小说。叶绍钧的小说再版次数最多的是《倪焕之》,1929年初版,1941年出至11版,其次是小说集《隔膜》,1922年初版,至1930年出至9版,小说集《城中》,开明书店1926年初版,至1934年出至6版。杨义说:“上世纪20年代的读者,对冰心描写温情脉脉的女性情感的笔调,就会心满意足,拍手叫好。而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人们对丁玲超越冰心的力度还深感不足,还要她超越过去女性文学的高度。”(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即是说,人们对小说的表现深度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第四个转向使得蒋光慈、巴金的小说得以畅销。巴金在192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灭亡》,这部小说以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和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革命激情而振奋人心,一出版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该书1929年初版,1937年之前每年再版一次,至1948年出至24版。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1926年至1932年出至14版,《野祭》1927年至1930年出至10版,《丽莎的哀怨》1929年至1941年出至6版。蒋光慈的这几部小说(集)被视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品,前两部作品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再版非常频繁,后一部悲情浓郁,反而不受重视。巴金的《灭亡》和蒋光慈的《野祭》共同特点在于将革命的激情与恋爱故事结合起来,再进行悲情的渲染,前者更重革命激情,后者主要讲述恋爱故事,但是它们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同时抓住了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少年漂泊者》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据说它曾经激励了无数的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它同样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本期读者具有足够的革命激情。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的流行小说就呈现出与前一个年代非常不同的面貌。在10年代中,时代情绪较为集中,而在20年代,时代情绪逐渐变得混乱和复杂,读者群体分化,对白话的新奇慢慢转化为对思想深度的追求,时代主潮亦呈现出多维化的特征。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启蒙、解放、革命、救亡,概而言之,是如何使中国强大,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是富国梦与强国梦。但是在流行小说的细读与分析中,我们发现在这个总主题之内其实包含了许多更为具体细致、具有变动性的时代文化主题。这些主题之所以会有变动,不仅有文学阅读者求新意识的推动,还有不同时代主题的推动。这些变化也证明,任何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都不会只有一个固定的内核,而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下中国文化的核心,也只能是以中国目前的现实需要为最高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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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者认为:这项基于统计数据上的文学研究,打破了通俗文学非俗即雅的学术研究框架,用数据来论述百年小说的特点,探究百年大众文化的变迁线索,拓宽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的视角;同时,本书对百年流行小说的内容概括、背景介绍,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条快速了解中国百年流行小说的通道。